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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影像-徐泓:邓颖超故友“韩家姐妹”钩沉

来源:龙海新闻网  更新时间:2017-01-11 12:36
历史影像|徐泓:邓颖超故友“韩家姐妹”钩沉

原标题:历史影像|徐泓:邓颖超故友“韩家姐妹”钩沉

邓颖超故友“韩家姐妹”钩沉(上篇)

文/徐泓

从小就知道,我的母亲有几位风华绝代的姑姑,她们曾经被周恩来总理称为“韩家姐妹”。周总理夫人邓颖超大姐,更是与韩家五姐妹中的三位,从天津读书时就相熟,和其中的一位在“觉悟社”还有战友之谊。

她们是:

大姑:韩俊华

1878——1975

四姑:韩升华

1891——1969

五姑:韩咏华

1893——1994

六姑:韩恂华

1899——1966

七姑:韩权华

1903——1985.

我们这一辈儿称呼她们为姑婆。

进入我的记忆时,她们都已年过半百。但那份气质脱俗的民国范儿,即便在文革期间也不失风度,高龄之后依然保持优雅,着实令人过目难忘。

她们是20世纪初中国女性接受现代教育的一代先驱;她们的婚姻,将各自的人生无可回避地卷进了时代的漩涡;她们的命运与中共的统战政策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母亲家族的故事要从“天津八大家”说起:

据史料记载,从咸丰初年(1851年以后)开始,天津就流传着一个有关“八大家”的口诀:韩、高、石、刘、穆,黄、杨、张。坊间在各大家族姓氏之前,还冠以堂名字号或居住地点:天成号韩家、益德裕高家、杨柳青石家、土城刘家、正兴德穆家、振德黄家、长源杨家、益照临张家。

名列榜首的“天成号韩家”就是母亲的祖籍。她的姑姑们“韩家姐妹”正是这个名门望族的后人。

天津“八大家”在咸丰、同治年间处于鼎盛时期。例如当年的天成号韩家,有文字记载曾养海船九十九艘,被称为清代天津“船王”,其航线自沿海各埠直至朝鲜、日本等地,几乎垄断了天津当时的海运业。除养海船外,韩家还开设了银行、银号、当铺等产业。

但到了同治、光绪年间, “八大家”中有的开始败落,而“天成号韩家”是最先凋敝的一家。因为天津开埠以后,随着近代轮船海运事业的逐步发达,传统的木船运输日渐式微。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天津时,韩家经营的18家当铺中又有17家惨遭抢掠。

在韩家祖业尚未完全“崩盘”的时候,有一支,据说是长房韩荫?另立门户,迁居京城。自此,韩荫?、韩渤鹏(耀曾)父子两代不再经商,走上了仕途。虽然官职都不算高,韩渤鹏1917年底当上王士珍国务总理秘书,大约是韩家官运的封顶之作了。但这个弃商从政的选择,却使得韩家的家业有了起色。正是在这段时间里,韩家买下了北京南城西琉璃厂尽头南柳巷的一处大宅院。

于是天津“东门外韩家”,转身为北平“南柳巷韩宅”。

在我做母亲家族的寻觅时,舅舅韩德刚给过我一份他自己手写的家谱。从这个谱系得知韩渤鹏(耀曾)与卞氏生有二子五女,长幼序列为:韩俊华(女)、韩振华(男)、韩缙华(男)、韩升华(女)、韩咏华(女)、韩恂华(女)、韩权华(女)。

其中老三韩缙华在十几岁时夭折。于是韩家只剩下唯一的男丁:韩振华。

韩振华(1884——1963),字诵裳。他留学日本,毕业于东京高等工业学校。回国后先是搞教育,1915年任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主任,1917年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。后来重拾祖业经商,先后出任中国银行大连分行经理、中国???行北平分行?理。解放後是北京市第一届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。舅舅说:他见过证书,上面有北京市市长叶剑英的亲笔签名。韩诵裳1963年病逝,当时他是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。

韩诵裳育有三子二女。我的母亲韩德常是他的大女儿。

母亲韩德常在南柳巷韩宅

如此爬梳谱系,既是为了寻根朔源,更是为了做一个史料的更正。由于上个世纪80年代某些媒体报道有错,至今在百度、google上搜索“韩诵裳”,或者“韩权华”、“韩咏华”,还会跳出“韩诵裳是韩权华、韩咏华等姐妹的老父亲”谬误之说。

清朝末年,韩家还在天津的时候,与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、被誉为“南开校父”的严修(范孙)先生结为通家之好。

韩咏华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:“我们家里房子不够用,父亲向严老借房子住,一住就是十几年。我们弟兄姐妹几人,都在严老门下读书。”

1902年严修先生去日本考察教育,对女子教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回国后,他于同年冬天就在家中创办了严氏女塾。念书的主要是严家的女子,也有几个亲友家的孩子,包括韩家姐妹。

严氏女塾设在严家的偏院酒坊院中,可不是“蓬门僻巷,教几个,小小蒙童”的传统私塾了。课程设置已经中西合璧,上午学缝纫、洗衣、织布,下午有国文、英文、算术、日文、音乐、图画、手工等。初创时还聘请了几位日籍教师。严修先生亲自讲授作文课,并编写了《放足歌》,教女学生们演唱。

1905年严氏女塾改为严氏女学,这是天津最早的女子小学堂。同年严修先生又参照日本的模式创办了严氏蒙养园(幼儿园),还开办了“保姆讲习所”。这也是中国最早培养幼儿师资的学校。

据可查到的资料,韩家姐妹中的韩升华、韩咏华两人,同在严氏女塾读书,同在严氏幼儿师范上学,毕业后还同在严氏幼稚园任教。严家按照韩家的排行称呼她们为“韩四姑”、“韩五姑”。

韩咏华在严氏女塾读了三年书以后,按照她的回忆:“我还只有13岁,又是严老先生一句话:‘韩五姑可以上幼稚师范。’于是我便上了幼师。”她16岁从严氏幼师毕业,本想南下去金陵女子大学继续求学,但遭到父亲反对,韩渤鹏说:“严老培养起来的人,应给严老效力”,于是韩四姑、韩五姑成为严氏幼稚园最年轻的教师。

历史资料保留下80年后韩家姐妹被有关部门誉为“中国保育工作先驱”的证据: 1908年天津《醒俗画报》上刊登了一幅时事图片,标题为《参观蒙养院纪盛》。图片说明:“韩升华女士教小学生唱歌,日本老师大野铃子弹琴伴奏”。1977年严修先生的孙女、著名妇产科大夫严仁英回忆童年时代,对教她音乐课的韩咏华女士仍记忆犹新:“韩老师琴弹得好,歌儿也唱得好。”

她们的妹妹“韩六姑”韩恂华也在严氏女塾读过书。据《天津文史资料选辑(第25辑)》刊载的《天津近代著名教育家严修》一文披露:严修先生“早在一九?六年就在自己家里组织儿孙们演出新剧,并搭凉棚由张伯苓、韩询华等参加演出《箴膏起废》一剧,据说这是在天津最早演出的第一个新剧。”。算起来那时候登台演戏的韩询华还只有七岁。

如果说韩家四姑、五姑赶上了严修先生在天津首开女学,韩家六姑则赶上了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学首开女禁。从1920年初开始,北京大学先后分三批招收了9名女生为旁听生:江苏3名、甘肃1名、贵州1名、四川2名、安徽1名、天津1名。其中来自天津的就是韩恂华。当年秋季蔡元培决定北京大学正式招收女生,于是以上9名女生都被录取。这一年韩恂华21岁,她选择的专业是北京大学哲学系。

我很早就听说六姑婆韩恂华当年可不是等闲之辈,还不仅因为她是考入北京大学的第一批女学生,听得最多最生动的是来自她本人的一个描述:“五四学潮时,天津学生游行队伍里,男生这边举旗子的是周恩来,女生那边举旗子的就有我韩恂华”。

直到后来我在采访中接触到一些人物和史料的时候,才知道这真不是夸口。

韩恂华中学时代就读于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,与邓颖超、刘清扬、郭隆真、张若名等人是同学,很早就接受了进步思想。她参加过著名的天津青年学生进步社团觉悟社的活动,并且是觉悟社的一员,这也有据可查:

1919年9月16日成立的觉悟社,最初由10名男社友和10名女社友组成,骨干为周恩来、马骏、郭隆真、刘清扬、邓颖超等。后来又吸收了5名社友,二男三女,韩恂华正是女社友之一。进入北大以后,韩恂华也没有脱离学生运动。1920年9月,京津各女校学生500余人到教育部请愿,要求打破男尊女卑、改革女子教育制度。她与邓颖超、黄英、王孝英等一起被推选为代表。

韩家最小的女儿韩权华,追随姐姐1922年也考入北京大学文科预科。19岁的“韩七姑”长身玉立,洒然出尘,非常漂亮,一入学就被捧为北大“校花”。但是非也自此而起,据家里老人回忆:当年追求她的人排队,时常要把找上门的轰走。后来为了躲避骚扰,她转学到女师大,师从刘天华,也由中文改学音乐。毕业以后,河北教育厅保送她官费留学美国,在离华盛顿不远的巴尔的摩城皮尔德音乐学院专攻音乐史。

千里姻缘一线牵。严修先生不仅导引韩家姐妹走出深闺,接受西方现代教育,他还做月下老人,送出两根红线成全了两对姻缘。

韩四姑、韩五姑姐妹相隔两岁,相貌酷似。当年到严氏女塾上学的时候,一水儿的男孩打扮:素净的长棉袍、厚厚的毛坎肩,一头长发盘进帽子里。

严修先生为她俩选中的夫婿都是书香门第出身的“海归”,后来还都有一个共同身份:大学校长。只不过韩升华(四姑)嫁给了西北大学前校长傅铜,韩咏华(五姑)嫁给了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。

韩升华与傅铜

傅铜,字佩青。早年留学英国,入伯明翰大学,获硕士学位,并随罗素研究数理哲学。成为最早学习西方哲学的中国人,也是最早参加国际哲学学术会议的中国学者。回国时已年过30岁。他曾先后出任过西北大学和安徽大学校长,并在若干大学担任教授、系主任、院长。

梅贻琦,字月涵。“庚子赔款”留学美国, 获伍斯特理工学院电机工程硕士学位。回国时也年近30岁。他1931年—1948年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,是清华大学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。抗日战争时,清华与北大、南开三校南迁,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,梅贻琦被推举为这所大学的校务委员会主席。

韩咏华与四女一子

当年两位校长夫人,近似孪生姐妹的相貌,屡屡出现这样的误会:韩升华到清华,常有人同她打招呼,以为她是梅夫人。而韩咏华参加什么聚会,也有人惊奇:“怎么傅太太也来了?”。

韩六姑嫁的也是”海归”,而且嫁入了一个“海归世家”。韩恂华的公公就是清朝末年首批公派留学生。丈夫邝寿?则留学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采矿系,毕业后还在美国岛湾煤矿公司当了两年实习工程师。1925年学成归国,先后在中国最早一批现代煤矿北京门头沟煤矿、河北唐山开滦煤矿担任总工程师。

这位韩家六姑爷邝寿?,有名没有字,广东台山人。一水儿西式洋做派,和太太通电话写家信都用英文(韩恂华北大毕业后也留学美国),在南柳巷韩宅和连襟梅贻琦、傅铜聊天,无论国事还是家事,他们也常讲英文。离开韩宅时,一定会从车行叫车。舅舅回忆说:那时候我们就知道了什么叫“打的”。

卫立煌、韩权华及子女

只有七姑爷卫立煌的出现,打破了韩家女婿“不要当官的”这条不成文的规矩。于是关于韩权华和国民政府陆军副总司令卫立煌的婚事,究竟谁是月老?如何成就的?扑朔迷离。

卫立煌,字俊如。中年丧偶,他的第一任妻子朱韵珩1939年秋天病逝。此后提亲者不断,一度甚至盛传蒋介石宋美龄介绍孔家小姐为他续弦。1945年夏天卫立煌和韩权华在昆明举行婚礼,又有报道言之确凿的说:韩权华的姐夫梅贻琦才是牵线的媒人。但据知情人披露,此说也失实,当年是卫立煌的高级参谋邵光明的夫人王亚全女士,受卫立煌之托为他寻觅佳人。王亚全与韩权华毕业于女师大附中,同校不同班;后来两人都在美国留学,同时不同校。

1941年在美国檀香山教书的韩权华,经王女士搭桥,收到了卫立煌写来的信,“每张纸几十个核桃大小的字”,字里行间感情真挚,又有行伍的直截了当:“希望你回来帮助我”。韩权华感念他是抗日英雄,同意了,但因与学校有合同,不能马上启程回国,后来发生珍珠港事件,日美宣战,想回也回不来了。她只好写信告诉卫立煌,不要等她了。但是卫立煌坚持等待,独身生活6年,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如愿以偿。此时的韩权华也已经42岁了。

上篇写至此,一直没有提及韩家大姑韩俊华,因为她比四位妹妹年长许多,没有赶上接受现代教育的机会,也是姐妹中唯一缠过足的。她早早出阁,嫁给了“天津八大家”(后)的“茶叶李”家,丈夫李莲普,字仰白。

韩俊华自己虽然没有上过西学堂,但是她把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分别送到美国和欧洲。此文要特别提到她的女儿李惠年和女婿汪德昭,因为在下篇韩权华和卫立煌1955年海外归来的统战故事,与他们密切相关。

李惠年1936年赴法主修音乐,专门研究欧洲古典声乐、现代声乐,在此之前汪德昭已经进入法国巴黎大学郎之万实验室攻读研究生。他所从事的大气中大小离子平衡态的研究成果,被国际物理学界认为是“目前普遍接受的朗之万-汪德昭-布里加理论”。

左起:汪德昭、韩权华、李惠年、卫立煌

北京海淀区中关村13号楼。韩俊华晚年和女儿女婿住在这里。她1975年去世,高寿97岁。生前最后一件喜事:她抱上了重外孙,实现了四世同堂。

这个小男孩叫汪延,1972年5月出生。2001年6月被任命为新浪总裁。

邓颖超故友“韩家姐妹”钩沉(下篇)

1948年冬天。国共两党对决,北平兵临城下。

走还是留?韩家姐妹的人生之路在这里大转弯。

这一年的秋天,在清华园内。梅贻琦与韩咏华居住的甲所,韩家留下了最后一张全家福:

这一辈一男五女都在:韩俊华(2排左6)、韩振华(2排左5)、韩升华(2排左3)、韩咏华(2排左2)、韩恂华(2排右1)、韩权华(2排左1)。

众多二代、还有三代,前后簇拥、围绕膝下。

这个家族枝繁叶茂:韩家(我的外公)三子两女、李家(韩大姑)二子一女、傅家(韩四姑)二子四女、梅家(?五姑)一子四女、邝家(韩六姑)三子一女;只有嫁给卫立煌的韩权华(韩七姑)没有亲生的子嗣。

一、

1948年12月,梅贻琦搭乘国民党的飞机南下。国民党政府再三邀请他入阁,梅贻琦维持了一贯的中间立场,他对新闻记者谈话说:“不出来对南方朋友过意不去,来了就做官,对北方朋友不能交代。”所以始终婉谢。他以参加联合国教科文会议为由飞赴巴黎,后辗转来到美国纽约,在那里一直住到1955年。

1948年11月底,韩咏华已经在丈夫之先,带着大女儿祖彬及2个外孙,搭亲戚的飞机离开北平,先到广州,又转到香港暂时寄住, 1951年才与丈夫在纽约团聚。

几乎同时,1948年12月卫立煌与韩权华也走了。他们是非走不可的,卫立煌被蒋介石任命为东北剿总司令,因兵败辽沈撤职查办。蒋介石对他戒心很大,一直秘密监视他的动向。卫立煌是包了一架陈纳德民航队的飞机飞离北平的。此后一路和国民党特务捉迷藏:上海、广州、南京,直到1949年阴历年初三,卫立煌和韩权华在上海登上英国轮船才逃脱罗网抵达香港,在香港寓居6年。

两家走了,四家留下来了。

作为韩家第三代,我有幸在这个历史性时刻留下了一个小小的身影。在韩家最后一张全家福照片上,我被外婆抱着,照了个侧面,头发上别着一个小卡子(2排左3与左4之间)。

在此之前,我还被写进《梅贻琦日记1941——1946》:“1946年9月15日饭后拍照两三张,与逢吉至南大地徐家,看?常新生男孩。”我被误写为男孩了。当时我的父亲徐献瑜任教燕京大学数学系主任,南大地就是今日的北京大学燕南园。

1949年1月底,解放军对北平已经完成围城之势。母亲带着两岁半的我和襁褓中的妹妹进城里避难,就住在六姑姥爷邝宅。邝家的表姨回忆说:“那时经常有炮声,溶溶躺在一个小摇篮车里,放在一个大理石面餐桌底下。泓泓天天推着一个小车,在屋里绕,口里念着:去颐和园儿。”北平和平解放的第三天,母亲就带着我和妹妹匆匆出城,找不到汽车,雇了两辆洋车,母亲抱着妹妹坐一辆,我和一堆行李坐一辆,一路飞奔回家。

二、

1955年早春。中南海西花厅。

周恩来与邓颖超之间的是韩德?

邓颖超的秘书生病请假了,由韩振华的二女儿韩德?(我的姨姨)临时代理。韩德?1948年进燕京大学读书,参加了北平地下党。周恩来和邓颖超很快就知道了她是韩家的女儿。周总理欣慰地说“韩家的姐妹也出来了”。邓颖超专程到南柳巷韩家探望,因为韩德?的母亲高珍(字浣薇当年在天津也和邓颖超同过学。两人谈起昔日往事,翻看历史照片,回忆同窗故人,感慨良多。

恰在此时,中国共产党发出“爱国一家”、“爱国不分先后”的号召,对流离海外著名人士开展统战攻势。周恩来获悉卫立煌有归来之意,便嘱韩德?手书一封:“在太原晤过面的那位朋友,请姑父和姑母回来。”抗日战争初期周恩来和卫立煌在太原曾有过彻夜长谈。

为了做卫夫人韩权华的工作,周恩来邓颖超还和他们在觉悟社的社友韩恂华见了面。据邝家表姨回忆:那一年,韩二姐(韩德?)来找,说总理请母亲去中南海,是在总理家里吃的饭。邓大姐说:老朋友,就吃家里的饭了。母亲非常高兴,回来常常说起在总理家吃的“烧饼夹酱肉、炒鸡蛋、两个素菜,还有小米粥”。周恩来邓颖超嘱韩恂华也给韩权华写信,请妹妹放心归来。

1955年3月15日,韩权华随卫立煌从香港经澳门回到广州。按照毛泽东主席“可于沿途看看情况”的指示,有关部门安排卫立煌夫妇在浙江杭州、上海、江苏无锡一路游览。直至4月4日接到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电话,说总理有要事出国,临行前想会见卫立煌及夫人。4月6日下午五点,周恩来邓颖超在家中设宴招待了卫立煌夫妇。韩权华援引“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”的诗句,感慨“回来亲眼看到实际上焕然一新的面貌,实在超过想象不知多少倍。”

参与促成此段统战佳话的韩德?,在邓颖超身边工作的时间不长,1956年夏天她随丈夫北上黑龙江。临行前,邓颖超送给她夹有两片枫叶的信卡告别,上面写着:“可爱的??同志将赴黑龙江密山参加农垦工作,特以采集的枫叶为赠,籍表我的心意和对她的希望。”

韩德?1970年代患乳腺癌,1980年病逝。在与疾病斗争的时候,她收到过邓颖超口述由秘书代笔的慰问信,落款是“想念你的你想念的大姐”。

三、

1974年9月30日。北京人大会堂。

周恩来总理主持25周年国庆招待会。韩权华是被邀请的代表之一。

第二天周恩来邓颖超看到《人民日报》刊登的出席会议人员名单,发现没有韩权华的名字,立即打电话到卫家,才知道她生病请假了。次日邓颖超即驱车到家中探望,并带去周恩来对她的问候。韩权华知道总理身体不好,在操劳国事的百忙中,还如此细心地关照到她,非常感动。

那时候卫立煌已经因病去世14年了。卫立煌自海外归来,中央人民政府给了他很高的荣誉,他先后担任了全国人大代表、全国政协常委、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。1960年1月因病去世,在中山公园举行的首都各界公祭大会,由周恩来总理主祭。

卫立煌、韩权华及子女

卫立煌去世后,韩权华被安排为国务院参事,1975年又被选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、大会主席团成员。邓颖超一直与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,或电话问候,或登门拜访,有时带着鲜花,有时提着瓜果。每次来家探望事先都不打招呼,不愿兴师动众。

十年动乱期间,邓颖超不顾政治形势的险恶,仍然几次上门看望韩权华。据卫家人回忆,十一月初的某一天,邓颖超来了,进屋脱下外衣后觉得有股凉气袭来,禁不住说:“这屋太冷了,怎么受得了!”

韩权华回答:“这是座老房子,一入秋就阴凉阴凉的,白天还容易过,可以到室外晒晒太阳,但早晚和阴天难熬。不过再冷也得熬到11月15号才给暖气呀!”

邓颖超点头::“老人最怕冷了。你脚冷吗?”

韩权华脱口而出::“冷啊,每年进入10月中旬,脚就开始冷起来,平时,脚总是凉的。”

邓颖超感同身受::“人老了,耐寒力差。我年轻时不知什么叫冷,长征时冰天雪地里都睡过,现在不行了,一入冬也首先从脚冷起来。”她热心地传授经验:“晚上入睡前,我用打点滴用过的瓶子灌上热水焐脚。玻璃瓶,传热快,还节省开支。”

韩权华欣然说:“噢,明天我也试试。”

邓颖超回到中南海后,立刻给有关部门打招呼:“对韩权华一家供暖时间,提早烧,拖晚几天撤暖,看具体天气嘛!”在邓颖超的直接过问下,与韩权华一起解决了取暖问题的,还有好几家爱国民主人士。

我对七姑婆家最深的印象也和火炉取暖有关。当时暖气还没有来,或者暖气不足,屋里摆着一个煤球炉,高高的圆柱状,用白铁皮围着,极其整洁。七姑婆坐在床上,倚着雪白的大枕头,搭着雪白的被子,穿着中式立领深色丝棉袄,好像画中人。

她议论起政局时事来,可一点儿不含糊。他们那辈人从来看不惯江青,七姑婆说: “可上九天揽月,可下五洋捉鳖”,用得着那么费劲吗?那只鳖不就在身边吗。

四、

1977年初夏。北京饭店。

邓颖超设宴招待旅美归国的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夫人韩咏华。她特意由天津请来“狗不理”包子店的名厨,做了一桌正宗的天津菜。

左起:韩咏华、韩德?、邓颖超、韩权华

1974年中美关系解冻,韩咏华随美籍物理学家任之恭先生第一次回大陆探亲参观。据当时负责接待的中调部美大处副处长李冠华回忆:我们安排她住在北京饭店。陪她去过长城、定陵,老人家身体非常好,腰板挺得直直的,步履轻快。在定陵地宫走台阶,下得快、上得也快,比我们都快。那时候她已经是80岁的老人了。

那次邓颖超设宴招待了任之恭一行。韩咏华的妹妹韩权华也在座。邓颖超对韩咏华说:“希望你以后常来常往。”韩试探地表示:“再来就不走了。”邓颖超回答:“那也可以呀!”

当时韩咏华和女儿侨居在美国纽约。丈夫梅贻琦1955年即从美国到台湾新竹创办“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”,以后发展为新竹清华大学。韩咏华没有跟着走,留在了纽约。62岁时,她开始找工作,在衣帽工厂里做过工,在首饰商店里卖过货,还在医院里做过代班,最后到一个盲童学校,照料盲童,一直工作到66岁。

梅贻琦韩咏华夫妇

1960年梅贻琦患骨癌病重,韩咏华赶到台湾照料他。梅贻琦住在台大医院,韩咏华白天去病房里陪护,晚上住在设在台北的清华办事处。一直陪伴了两年,梅贻琦1962年病逝。他们唯一的儿子梅祖彦在美国完成学业后,早在1954年就回到祖国,任教于清华大学水利系。这次韩咏华回国,儿子特地陪她参观了密云水库,梅祖彦参加过密云水库的建设。

韩咏华回美国后即向中国驻美联络处写信,要求回国定居。但那时候国内“四人帮”还在作乱,此事久久没有音讯。直到“四人帮”倒台以后,1977年2月邓颖超在一场活动中见到韩权华,主动告诉她:“你姐姐快回来了!”果然,四个月后84岁高龄的韩咏华落叶归根,终于回到北京定居。

韩咏华在南沙沟寓所

邓颖超不仅亲自过问了韩咏华的回国事宜,还为她挑选了舒适的住房。有关部门为韩咏华安排在南沙沟住宅区,那里是城西一处高干与名人居住地,与钓鱼台国宾馆隔街相望。只是最初选的房子是这个住宅区内一套普通的公寓。此事不知怎么被邓颖超知道了。她说:“梅太太的儿女还要从国外回来,这个房子怎么住得下?”于是立即为她更换了高级公寓里一套有两个卫生间的四居室。

韩咏华于1994年8月以百岁高龄在北京谢世。在八宝山向“梅师母”做最后告别的学生行列里,留下了一长串学林泰斗的名字:周培源、钱伟长、汪德昭、陈岱孙、赵访熊、施嘉炀、汤佩松、顾毓?等。

五、

2007年11月。北京中关村医院告别室。

一位101岁的老人李惠年简朴的遗体告别仪式正在举行。

讣告中冠以逝者的第一个头衔“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”,揭开了李惠年以及她的丈夫汪德昭,在各自学术领域之外另一面的传奇人生。此文上篇已经讲过,李惠年与汪德昭是韩家姐妹中的大姐韩俊华的女儿和女婿。他们在卫立煌韩权华回归祖国的过程中所起的特殊作用,很长时间不为人知。

故事要从1947年春天讲起。卫立煌卸任远征军司令以后赴欧美考察。始到英国,夫人韩权华便致信在法国的姨侄婿汪德昭。到巴黎后,卫立煌与汪德昭见面,开门见山就请他帮助与中共联系,并执笔写下致中国共产党的电报,主要内容是:我意尽快结束内战,决心站在人民一边,与“有关方面”合作。

汪德昭原本一介书生,与共产党没有组织联系。可是,面对国家、民族的命运抉择,他慨然承诺,将不顾任何艰难险阻,一定竭尽全力。他通过好友、法共党员与苏联驻法使馆接上关系,最后将消息转达到延安。不久,周恩来就循原来的渠道,将指示反馈给汪德昭。他又按与卫立煌原来商定的密码,将中共中央的指示转达给已任东北“剿总”司令长官的卫立煌:“可以利用目前情况相机行事。”

此时汪德昭和李惠年经认真思索,也决心为祖国的解放事业尽一份绵薄之力。1948年4月,汪德昭辞掉工作,变卖了家私,举家回到阔别15年的祖国。他被卫立煌任命为少将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,上了战场。但由于蒋介石的钳制,卫立煌发现在东北战场公开起义是行不通的,于是他们自始至终采取了按兵不动的原则,借机造成有利于东北人民解放军的态势;并采取措施阻挠实施破坏沈阳的计划,保护了沈阳许多重要工业设施和文物建筑。

1948年10月国民党战败,最后一架飞机离开沈阳,卫立煌登上飞机之后,不许关机舱的门,一定要几个年轻力壮的卫士把汪德昭从人群中找到,拥上飞机,才关上舱门。

过去我一直好奇,为什么在韩家最后一张全家福中,有汪德昭(后排右3)和李惠年(前排右1)的影像,他们不是一直在巴黎1956年才回国吗?原来还有这样一段被遮蔽的“书生从军”往事,令人回肠荡气。1949年初汪德昭到达香港,结织了乔冠华、张铁生等一些共产党人,帮助卫立煌和中共再牵上线。这一年春天汪德昭、李惠年携子重新返回巴黎。六年以后,他们响应周恩来总理的号召,毅然回国,终于实现了多年梦寐以求报效祖国的愿望。

1986 年,当时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长罗青长曾给有关部门写信证明:“汪德昭、李惠年同志是在解放战争关键时刻冒着很大危险,在巴黎与苏驻法使馆接头,为卫立煌与我党取得联络。此事于1947年7~8月间苏方经我东北局以绝密通报我中央。我当时在陕北中央前委,在周恩来副主席直接领导下主管过这一工作。对于汪德昭、李惠年的工龄,根据党的政策,建议从1947年算起。”

汪德昭回国后,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的一级研究员兼九室主任;同时兼任中国科学院器材局局长。1957年5月,在中国科学院第二次学部大会上,与吴文俊、钱学森、张文裕、张宗裕、郭永怀一起被增选为中国科学院物理化学部的学部委员(现改称院士)。1958年汪德昭又被调往电子学研究所,任副所长兼七室(国防水声研究室)主任。从此,他肩负起组建我国国防水声科学研究,建立水下万里长城——反潜预警体系的重任。

李惠年回国后,先在中央乐团工作,后来参加了中国音乐学院的建院工作,任声乐系教授,为国家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声乐人才。80岁高龄时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北京天寿陵园汪德昭李惠年之墓

几十年来,李惠年忠实地履行了周恩来总理的嘱托:“照顾好汪德昭先生”。她与汪德昭相识于少年,相爱于大学时代的一个音乐社团“西乐社”。汪德昭嗓音洪亮,擅拉小提琴;李惠年喜欢美声唱法,弹得一手好钢琴。两人鸾凤和鸣65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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